11月4日，《光明日报》第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版面刊发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黄振新文章《吴汝纶的淑世情怀与诗学归旨》。文章深入探讨了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的思想与诗学，主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吴汝纶的淑世情怀，分别是济时应变的学术归旨、家国之忧的主题映现、阳刚之美的自觉标举、古雅品级的执着追求。文章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吴汝纶文学世界的窗口，也为我们理解晚清文学与文化转型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启示。

现将全文转录如下：

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的大师，被称为“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面对晚清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他怀着浓郁的淑世情怀，提出诗为“中国之奇宝”等重要论断，期望通过诗歌焕发振作的力量，发挥拯救民族危难的功效。吴汝纶的诗学思想和行为实践，促进了晚清桐城派诗歌创作的繁荣，也形成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济时应变的学术归旨

吴汝纶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出任深州、冀州知州，主持保定莲池书院，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活跃在政治前沿和教育一线，对政治局势和社会境况有深刻的认识，对如何改变中国现状有积极的思考。

张宗瑛称吴汝纶“不徇世论，大旨以济时应变为宗”，阐明了吴氏的人生追求和学术归旨。吴汝纶立足时代变局，积极探寻应对之方。一方面，提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认为这是“振民之穷而使之富”的必然选择。“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他对西方的科技、军事、建筑、农工、医学等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专门在莲池书院设立西学堂，延聘外教培养新式人才。另一方面，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陶冶人心的作用，把诗文作为古代“圣哲精神”的载体，努力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他说：“汉魏以来大家之诗，皆中国之奇宝。”其将“文明”二字分而析之，指出欧美诸国自诩“文明”，“明”则“有之”，“文”则“未敢轻许”，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之处是以“文”取胜。因此，他强调要将西学的技法之用和国学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得欧美富强之具”而“以吾圣哲之精神驱使之”。

“应国家之须”是吴汝纶为政、为学的目标指向，其实施路径是向内以“治心”、向外以“治事”。他将修身、经世和文学联系起来，提出为学三要：“学为立身，学为世用，学为文词。”立身是基础，世用是目的，文词是手段。吴汝纶并非在狭小的文学空间中看待诗文，而是将其放在时代政治、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彰显了以“世用”为归旨的学术品格。

家国之忧的主题映现

忧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根据所忧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个人之忧”“居丧之忧”“家国之忧”“生命价值之忧”等不同类型。吴汝纶的忧患主要表现为“家国之忧”，是内心淑世情怀的外在映现，体现了修齐治平的责任担当。

吴汝纶在品评他人诗作时，格外关注其中蕴含的忧世主题。其评鲍照《代东门行》“此诗盖忧乱之旨”，评谢灵运《苦寒行》“此悲世乱”，评江淹《步桐台》“此忧乱之旨”，等等。个中有两个方面着墨尤多：一是凸显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怀才不遇的遗憾。评曹植诗歌特地征引《魏志》“植每欲求别见，独谈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之语，揭示其虽有用世之心，但命途多舛，满腔抱负难以施展。评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恨不及生盛时”“言贤士放逐”“讥朝廷所用非材”，表达了对贤士不被重用的惋惜。二是抒发朝代更替的悲凉和物是人非的悲慨。评谢灵运《善哉行》“此感晋宋嬗代”、《豫章行》“此言晋室将亡”，揭示了诗歌寄蕴的兴亡之感。评陶渊明《读山海经》“言宋君臣不自知死亡”“言忠良被害”，表达了对昏庸国君的批判之意。评沈约《孝古》“此岂有故君之思邪”，突出了对故主的思念之情。晚清世乱，吴汝纶对相关作品的理解具有很强的现实感，能够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其读庾信《寄王琳》时写下“家国之恨，百感交集”，读陆云《涉江》落下“此痛吴亡”，拳拳之心，感人肺腑。

面对国运维艰的政治局势，吴汝纶的诗歌较少书写个人的悲欢，而是通过诗作来透视社会镜像，表达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思考。纵观他的诗作，虽能偶闻“桑田沧海看今熟，青眼高歌听谷音”遍观风云的超脱之音，但是更多的是“天上黄河犹可塞，胸中五岳岂能平”面对复杂局势的不平之鸣和“八尺画堂裹章服，可怜猿鹤故园心”无法扭转乾坤的悲伤之叹。“忧”“愁”“泪”“风”“雪”“浪”等字眼贯串了吴汝纶诗作的始终，映衬着诗人对艰难时世的悲慨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阳刚之美的自觉标举

受到淑世情怀的影响，吴汝纶积极推举刚健诗风，期望通过沉雄豪迈、大气磅礴的诗歌焕发精神力量，激发人们的斗志，改变国家衰敝的局面。

吴汝纶标举阳刚之美，具有多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凸显“惊矫”之势。在日记中记录摘抄七言古诗时说：“李杜前名作殊少，独鲍诗惊矫。”他对鲍照诗歌评价很高，指出鲍诗具有“生峭”“疏仆”“俊逸”多种风格，最为青睐的是“俊逸”一路。关于“俊逸”之含义，乔亿认为“逸”字当作“奔逸”解，如此才能“托出明远精神”；吴汝纶则指出俊逸乃是有“气势”者，相较于“奔逸”更加凸显了阳刚品格。其二，推崇“遒劲”之力。他在日记中又述：“近读《瀛奎律髓》，知文字佳恶，全于骨气辨之。作家必沉雄，其未至者率浮弱。”强调诗歌要有气骨，笔力当求雄健，不能轻率浮弱。范当世是其最得意的门生，他评价范氏《上吴先生》：“句句横亘万里，字字扪之起棱。不知肯堂胸中吞并几许古人也。至其振懦起顽之盛心，挑战致师之猛势，令人和战无策矣。”“横亘万里”点出博大的气象，“扪之起棱”折射出精巧的构思，“振懦起顽”反映了矫正孱弱的功力，“挑战致师”彰显了勇于超越的勇气。其三，昭示“兀傲”之气。《答施均父》说：“窃观自古文字佳者，必有偏鸷不平之气，屈原、庄周、太史公、韩昌黎皆是物也。”评李刚己诗“气势驱迈，雄怪惊人”，评范当世诗“接笔突兀峥嵘”“后半兀傲可喜”“纵横突兀处最可爱”。他将诗文创作与作者人生经历相勾连，强调了创作主体内心郁积情绪对诗文创作的影响，着力彰显诗文蕴含的情感力量和形成的跌宕纵恣之势。

朱光潜曾用“雄伟”一词概括阳刚之美，以“雄”表征康德所谓“精力的sublime”，以“伟”概括康德所谓“数量的sublime”，指出“外物的‘雄伟’适足激起自己焕发振作”。吴汝纶认为诗歌风格与作者志向紧密相关，主张通过阳刚的诗歌焕发振作的力量。他本人诗作也具有“廉悍恣纵，直逼韩杜”的特点，是其诗学主张在创作上的延伸。

古雅品级的执着追求

尊古尚雅是桐城派文人共同的审美偏好。吴汝纶秉持桐城家法，立足时代语境，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赋予“古雅”以新的意涵。

吴汝纶曾和萧穆探讨过刘大櫆、姚鼐诗文成就高低的问题。萧穆认为二人不相上下，吴汝纶则认为，姚鼐功力深厚，诗歌“雅洁奥衍”，而刘大櫆时有“客气”“俗气”，故姚“过刘甚远”。吴汝纶赴日考察学制期间，日本学者向其讨教诗学问题，问及白居易、张问陶诗歌如何。吴氏警戒问者勿学白、张，因为二人作品具有“轻薄”缺陷，不合古雅要求。他说，“诗学戒轻薄，杜牧之不取白香山，为此也”，“船山之诗，入于轻俗，吾国论诗学者，皆以袁子才、赵瓯北、蒋心余、张船山为戒”。吴汝纶不仅认为诗歌创作需要求雅，就是诗学评点文字也需避俗。《答廉惠卿》说：“顾氏《毛诗订诂》自是佳著，独其间时时杂用俚俗语，亦是一失。”《毛诗订诂》乃为订《毛诗诂训传》而作，因其解说使用俚俗之语，受到吴氏“释以浅陋”的诟病。吴汝纶还强调，这是清人解诗的一大弊病，应该予以警惕。

有学者将“雅”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理想品级”，指出唯有“雅”才有生命意味，才能使主体心神具有从“有限”跃入“无限”的可能。时至晚清，随着西学的浸入，传统诗学理论受到冲击，雅俗之争也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他积极支持严复翻译《天演论》《原富》等西方著作，一个重要原因是要通过翻译将桐城诗文的艺术精神予以延伸，传扬高古典雅的艺术旨趣。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吴汝纶执着“古雅”理想品级，坚守传统、弘扬国学，体现了崇高的文化理想和浓厚的人文情怀。

（作者：黄振新，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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