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杰：漫谈中国现代抒情观的“内生性”

——以“发乎情”概念为线索上溯

为进一步强化国家一流课程建设、发挥其应有的辐射功能，文学院国家一流课程“文学理论”课程团队携手“中西文化与文论科研创新团队”，决定举办“国家一流课程‘文学理论’名家学术论坛”系列活动，2022年拟举办第一季，延请国内文学理论界学术名家，适时进行线上线下学术交流。6月15日晚，论坛第2期，有幸请到了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锋杰老师主讲，讲座题目为“漫谈中国现代抒情观的‘内生性’之一——以‘发乎情’概念为线索上溯”。讲座由文学院副院长李伟教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杨文虎教授担任评议人。课程组成员、教研室老师、学界同仁近百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刘锋杰老师首先指出了学界谈及中国现代文论时的一种论调，即“文论失语症”。持此论者，往往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只是“横移”“拿来”西方的理论成果。比如我国现代文论1900—1960年代对日本、俄苏、欧美的横移，1980年代后对欧美审美文论的横移以及1990年代后对欧美文化研究的横移。鉴于此，学界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作为对策，以谋求我国文论的话语主体性。刘老师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即考察中国现代文论的“内生外缘”，这既能发现中国现代文论与传统文论命题之间的精神传承及其脉络，又能发现因受西方理论刺激而增添新质的传统文论命题有哪些。

刘锋杰老师发现周作人“发乎情，止乎情”的观点与传统抒情观主张的“发乎情，止乎礼”相违背，但怹并不认为周作人的这个观点就是对西方抒情观的一次移植，而是在中西结合之下产生的“宁馨儿”。一方面，若周作人没有受到西方个人独立自主观念与性爱心理学的影响，则不会冲破“止乎礼”的限制。另一方面，这恰恰说明了周作人的思想观念中有中国古人重人情的传统，颇近古希腊“人间本位”的观念。刘锋杰老师认为，周作人对人情的重视、对人间本位的回归，是一种奔向更加自由、独立、人间本位的更高思想境界的必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是一个“现代人”。

顺着周作人“发乎情，止乎情”上溯，刘老师发现，明清两代的“发乎情”不“止乎礼义”。龚自珍主张“发乎情，止于命”，“命”指的是“总人事之变化”或“天命曰流行”，所以，龚自珍主张的乃是同周作人一样对人情的尊重。刘大櫆主张“发乎情之不容已然后言”，李贽主张“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所以，刘老师认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在明清两代遭到了挑战，“天命”、“不容已”、“童心”都是强调抒情就是抒发个体之情、天地之情、自然之情，非汉儒所谓礼义之情。继续上溯至理学与经学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刘老师发现朱熹与二程是严格秉承《毛诗序》的观点，给诗歌创作的自然抒情戴上了礼义的镣铐，让诗歌戴着镣铐跳舞。最后，刘老师又上溯至原始儒家的“情动于中”观念。据刘老师考察，荀子虽提出“情文”的概念，但并非是立足于审美立场，而是“礼之文”，所谓“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实际上已发汉儒“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先声。《乐记》既重抒情也是“发乎礼义”的源头，比如它既主张“情动于中”，又主张“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安其位而不相夺”。孔子则明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思无邪”与“兴、观、群、怨”，“兴”虽重在主体的情感抒发，但须礼乐的节制。《尚书》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同时记录了“百兽率舞”的原始状态，所以它也不与后世主张礼义节制抒情的观念相同。故而，刘老师总结道：从历史过程看，中国的抒情观是变化的。起见大致经历了从情到礼，再由礼到情的变化。前者是由“巫史传统”向“礼乐传统”的转变，后者是由“礼乐传统”向“市民传统”的转变；从变化角度看，中国抒情观在发展中有“大变”与“小变”的区别。从“巫史传统”重情到“礼乐传统”抑情、再到“市民传统”重情是“大变”，从孔子、《乐记》到《毛诗序》是“小变”，属于情礼间关系的调整而非颠覆；从研究方法上看，后来的研究者强调“回到原儒”，实为“反本开新”，李泽厚、周作人都运用了这种研究方法；从追求目标看，强调“内生性”是强调任何新的观念中都有可能包含传统要素或传统精神，它强调传承的必然性，当遇到“外缘”之时，尤其是异质性的外缘时，生长出来的就是新的东西。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杨文虎教授最后对讲座内容进行了详细总结，同时怹将讲座内容与学界反对“强制阐释”的主张相联系，引起了与会同学和老师更深的思考。总体而言，讲座学术氛围浓厚，在学科建设、研究范式、学理阐释等方面令人获益匪浅。据悉，国家一流课程“文学理论”名家学术论坛第3讲，拟请山东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友峰教授主讲（具体信息请参阅本院公告栏）。（文学院 夏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