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下午14：30，安徽师范大学“传统文化与佛典研究中心”主办的“皖江论道”系列讲座第十九讲在花津校区学苑南楼五号楼4楼第一报告厅如期举行。南京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硕士生导师刘重喜先生应邀为文学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杜集‘底本’是如何确立的”的精彩报告。本次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由文学院张勇老师主持，文学院院长项念东老师、副院长李伟老师、张应中老师以及文学院部分在校研究生、本科生40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刘重喜老师首先介绍了“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吴若刊本《杜工部集》”、“《全唐诗·杜工部集》”以及“《宋本杜工部集》”四种杜集的“底本”，并对这四家版本的情况及源流作了细致详尽地梳理与比较。其中，刘教授强调了《钱注杜诗》本在诸本中的核心地位，并将《钱注杜诗》提出的“字句异同，则一以吴（若）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的思想和实践，精炼地概括为“底本+校本+参校文献”的范式。这一范式的确立，标志着“底本”校勘法的形成，并直接影响到《全唐诗·杜工部集》的产生和《宋本杜工部集》的发现，极大推动了清代杜集版本学和校勘学的发展，并且对现代的杜诗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刘教授还引入西方学界在20世纪初提出的“底本”概念并与之比较，认为我们的“底本”观念早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形成了。最后，刘重喜老师指出这种“底本”观念的形成，与明末清初的学术风尚、常熟的藏书文化和钱谦益本人的学识有着很大的关系。

张勇老师在总结时指出，刘老师将杜集“底本”意识的确立与西方校勘学的形成时间进行比较，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刘老师扎实严谨的治学方法，传承了自程千帆先生开创的优良学术理路，程先生所提倡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的治学方法论，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互动环节，刘重喜老师与线上线下的师生们进行了深入交流，细致地解答了大家的问题，现场气氛十分融洽。（文学院 图/文：朱憬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