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祜

1975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批准了国家辞书编纂规划，要求十年内编写160种中外语文字典、词典。次年春，任务下达。名列规划首位的大型辞书 《汉语大词典》交华东六省 （除江西）市编纂。这是一部为国争气的大书，安徽师大与有关院校有幸担起了这副重担。

张涤华先生被抽调参加这项工作，心情十分激动。因为早在1965年出席全国人代会时，他就与其他学者联署递交过编写大型语文词典的提案。解放前，黎锦熙、钱玄同等学者曾组织编纂 《中国大辞典》，后因客观条件不允许，只做了一部分资料工作便停止了。1949年以后，我国仅编写出版了一批小型字典、词典，与国外交流只能赠送 《新华字典》，造成 “大国家，小字典”的窘况。这是现代中国文化领域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如今，能够参加这项工作，怎不使他激情满怀呢？为此，他不顾体弱多病，日夜操劳。1976年夏、秋之交，芜湖风传可能有地震，家家搭防震棚。为编纂这部大书，先生将书搬到防震棚里查阅，为编写工作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1977年，先生恢复了中文系主任职务，领导中文系教学和 《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不久，教育部和国家出版局任命他担任大词典副主编。他做领导工作总是身体力行。编词典的基础工作是积累资料，《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计划用三年时间，从我国古今代表性著作中收词制成卡片。先生也跟编写组同志一道看书收词。编写释文工作开始，他除为大家解答疑难问题外，还与编写组骨干一道审稿。他不顾酷暑严寒，也不顾身患高血压病，常常连续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天，有时达到几十天，令编写人员敬佩不已。
　　先生对 《汉语大词典》编写贡献很多，也受到兄弟省、市编写组同志的尊敬。在第四次编写工作会议上，他作了《略谈词典编写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着重论述： “①分工后的协作；②初稿与定稿的关系；③关于注音；④关于释义。”发言给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受到与会同志的高度评价。发言稿在编纂处编辑的专刊上发表，对编写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先生的文章，经常刊登在《汉语大词典简报》上，使六省、市编写组同志深受启发。例如，在看书收词初期，编写人员曾参考日本编写出版的 《大汉和辞典》，有人未加细考，误将中国书 （如 《六部成语》等）当做日本书，将一些汉语词看成是日本词。先生立即写了《〈大汉和辞典>中日本词语及日本书籍》，以严密的考证澄清是非，使编写工作避免了差错。

先生博闻强识，被大家喻称为 “活字典”。大家在编写工作中遇到了难题，他都当即作答，极少数待核查的问题，也亲自查找文献，给予解答。编写组同志都说： “现在有些主编只是挂名，而张先生从资料建设到释文编写，都亲自参与，并且还帮助解答释文时的难题，这才是真正的主编！”1990年，安师大与兄弟省协作编纂的第五卷、第六卷问世，先生极为欣慰。1994年春， 《汉语大词典》出齐 （正文十二卷，附录、索引一卷，共十三卷）。5月10日，国家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庆功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到会祝贺，向为这部大词典付出辛劳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这部巨著的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赞誉它是 “中国辞书史上的典范，堪称中国之最。”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说大词典的出版 “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件大事。” 《汉语大词典》获国家对图书的最高奖赏———首届国家图书奖。在庆功会上、庆功会后，为这部大书辛苦劳作十八年的编纂人员都深情缅怀已经离开我们的张涤华先生等前辈为这部巨著做出的重要贡献。

《汉语大词典》的问世，也向海内外展示了安徽师大的风采。

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1983年，华东地区几所高校协作编写《汉语语法修辞词典》，请张先生和复旦大学胡裕树等先生共同担任主编 （胡先生坚持请张先生排名居首）。全书完稿时，先生因病住院，未及审读。出院看到校样，发现存在问题（如间接引用古籍书证未核对原书等），便与其他主编商量，推迟付印。先生推荐安师大语言所一位青年教师核查、校订，最后亲自审定。词典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好评，有人称赞这部词典体例严谨，很难找到差错。这在劣质词典泛滥的现实社会中，实属难能可贵。《汉语语法修辞词典》是第一部关于语法学、修辞学的专科词典，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先生语言学专著、论文很多，其中有一批辞书学论文。例如，《略论〈说文解字>的说解》、《〈说文>段注与辞书编写》、《读新版〈辞海>偶识》、《读新版〈辞源>偶识》、《论〈康熙字典>》等，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论〈康熙字典>》一文，被学术界公认为二百余年来对这部字典论述最全面、评析最公允的高水平论文。

在先生辞去安师大语言所所长之前，所里开始编纂 《全唐诗大词典》，大家恭请他担任主编。国外一位学者说过， “要惩罚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编词典”。 （大意）这虽是句玩笑话，却道出了编词典的艰辛。因为从事这项事业，要有不怕寂寞、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先生曾患脑血栓病，虽然治愈，却留下了后遗症，手不能握笔，也不良于行。为编写这部词典，他坚持锻炼，一边看《全唐诗》，一边练写字，记下资料。不久，他写出《〈全唐诗>失误举例》长文供编写同志参考。这部词典第一卷完成，他除审稿外，又撰写了数千字的序言，充分肯定编写这部词典的必要性。这篇序，是评价《全唐诗》的高水平的论文。 《安徽师大学报》编辑部刊登了序文，供学术界参考。

先生晚年身体不好，难以亲自检阅资料，便决定不再担任主编、顾问。他对词典泛滥的状况深感忧虑，认为会误人子弟。曾有人计划编一部工具书大词典，未征得先生同意便在打印好的编写计划中将先生作为该书的 “顾问”。 “计划”寄达先生，先生立即谢绝。又有一部专业大词典上马，出版社要求编者请名人当主编。该组有先生的学生，专程来芜湖面请，亦被先生拒绝。先生说： “如不能亲自参与，一概不接受主编、顾问虚名。”这正体现了一位严肃的学者的高尚品德。

（作者系我校语言研究所教授；曾任安徽省语言学会会长、我校留学生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