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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运浪潮与文学回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与文学的互动”学术工作坊在芜湖顺利召开

编辑:胡慧 预审:李伟 终审:顾凌  发布时间:2026-09-21


2026年9月18至20日,由中国茅盾研究会、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当代安徽文学研究中心协办,国家社科基金(23BZW004)提供学术支持,中国茅盾研究会秘书处凤媛教授和安徽师范大学冯波副教授召集的“农运浪潮与文学回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与文学的互动”学术工作坊在芜湖顺利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专家学者汇聚芜湖,共同打造了一场高质量的学术盛宴。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项念东教授主持开幕式,安徽师范大学校党委副书记曾黎明,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杨扬教授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科资深教授赵学勇先后致辞。曾黎明首先代表安徽师范大学向参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学校的历史沿革与文学院发展情况,希望借助本次研讨会深化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建设,助力学校发展。杨扬教授介绍了中国茅盾研究会的发展历史与研究现状,呼吁更多青年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赵学勇教授则指出农运浪潮影响下的文学创作,蕴藏着百年中国红色文艺的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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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首先进行主旨汇报。杨扬教授在《革命与农村问题——茅盾〈动摇〉与相关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指出,茅盾对社会性质及农民问题的认识与毛泽东、陶希圣等存在密切互动关系;赵学勇教授在《乡土中国的“红色叙事”及演变(1935-1949)》中分析了“红色乡土”的文学发现过程、叙事类型特点以及中国式现代性的生成,指出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始终未脱离乡土社会之根。

接着本次会议分五大主题展开小组报告。第一场小组的研讨主题是“乡土经验与革命话语”。福建师范大学的雷玉品、傅修海教授认为,《春蚕》中农民的阶级意识停留于碎片化、飘浮性的“萌而未发”阶段,但对这一“革命”前史的描写在文本内外均具有重要意义。厦门大学助理教授梁心指出,在社会史论战中,统计数字被认为是中⽴、精确的论据,但许多论述对数据的来源和性质不加深究就草率使用,这反而使农村社会“描写”的价值再度凸显出来。清华大学副教授袁先欣分析了费孝通早年小说《茧》的写作动力,并指出其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存在思考的共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咸立强从郁达夫《农民文艺的提倡》对鲁迅的“有意忽略”切入,分析了潮籍左翼作家农村革命叙事中“去农民化”与“组织化”的核心特征,并以此重新理解农民文艺、革命叙事与左翼文学的历史意义。安徽师范大学冯波以副教授《大海》《咆哮了的土地》《丰收》三部小说为基础考察了中国早期农运叙事的三种典型范式,指出三部小说构成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农民运动在乡村政治实践、革命道路及伦理冲突等不同维度的反思,呈现农民革命主体化的不同路径。安徽师范大学张华教授探讨了解放区话剧如何生动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与民众、政治与生活之复杂关系,认为革命改造乡土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乡土也在改造革命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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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第二场小组研讨主题为“情感动员与农民主体”。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分析了文学乡愁这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文学母题,指出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身份认同的探寻。暨南大学张丽军教授从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与未来命运的问题出发,重新审视中国乡村在人类文明、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中的价值。河北大学阎浩岗教授认为,中国红色文学的最大成功在于对农民实施了大规模且卓有成效的社会动员,尤其体现在思想情感层面,并使其在“后革命年代”仍延续革命话语。中国海洋大学马春花教授从“同情的阶级政治”概念出发,分析丘东平这一有切身农运体验的作家书写“同情”的方式,以及同情的阶级化如何重塑中国左翼文学的情感面貌与美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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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第三场小组研讨主题“乡村革命与伦理重构”。海南师范大学赵牧教授比较了启蒙叙事、左翼革命叙事与沈从文审美叙事对乡村械斗的三种处理范式——“病理学诊断”“动力学转化”与“现象学悬搁”,认为三者分别对应国民性批判、阶级革命与人性化审美的态度,可以将其作为相互照亮的现代性棱镜来重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暴力叙事。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徐志伟以“士绅消亡—权力真空—知识者困境”为主线重读鲁迅乡土小说,认为其中人物关系失序、对话失效与知识者失语,是士绅消亡后乡村权力与意义双重真空的真实记录。中国矿业大学冯仰操副教授指出1927年后左翼文学中农民运动叙事制造出反革命、剥削者、堕落者等“劣绅”形象类型,并通过“反革命与革命”“父与子”等人物关系构型折射知识分子的革命困境与民众的差异想象,标志着士绅形象的终结与革命新人形象的诞生。中央民族大学熊权教授则通过考察丁玲童年期士绅家庭的剧变、辗转求学与早期女性叙事,揭示士绅传统与革命话语之间既冲突又承续的复杂关系,并强调可以用士绅转型的视角来理解丁玲的早期写作,揭示其关注乡土的侧面。浙江工商大学范家进教授梳理了赵树理在山西省立四师求学期间受共产主义革命影响、参与学潮并承担职责,后因统治者反扑而逃亡,最终在抗战队伍中找到自己的文学贡献方式的过程。广东财经大学教授王龙洋以“登记”为切口,考察赵树理《登记》《三里湾》等1950年代小说中,婚姻登记与合作社登记如何展现国家权力通过程序性技术渗透并改造乡村社会,揭示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形式主义以及集体化进程中对生产资料、家庭结构与个人身份的全面重组与治理。安徽师范大学方维保教授指出,《李家庄的变迁》《红旗谱》通过“外路人”蒙冤败诉到乡村革命法庭审判“坐地户”的叙事过程,呈现乡土社会两种势力的司法博弈及乡土政治格局的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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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第四场小组研讨主题为“民间资源与民族形式”。北京外国语大学张霖教授考察了抗战时期顾颉刚领导的通俗读物编刊社,指出该社的民众观与文化观影响了“民族形式”论争和延安“工农兵文艺”构想,对1930年代革命文学转向四十年代“工农兵”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吉林大学冯芽副教授通过梳理骆宾基《姜步畏家史》的创作、发表与版本演变,重点比较1940年代原稿与1980年代改写本,揭示不同版本在民族关系、历史意识与叙事风格上的显著变化,并指出该作通过个人成长史、家族史与东北边疆族群史的交织,呈现“九一八”前后东北地方社会的复杂面貌。杭州师范大学周敏副教授梳理了顾颉刚投身抗战通俗文艺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认为顾颉刚创办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包含的社会教育理想与文艺大众化运动相呼应,并与“民族形式”讨论形成合流。中山大学郭冰茹教授则指出1930年代左联“文艺大众化”包括“大众化”与“化大众”两个层面,且存有内在的张力,并在自茅盾、丁玲与赵树理等的创作直至当代文学中不断复现。浙江传媒学院高明副教授以1940年代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为中心,梳理其从“秧歌下乡”到“乡下秧歌”的发展过程,考察知识分子、专业文艺工作者与民间艺人在秧歌改造、创作和传播中的角色变化,指出“新秧歌剧”通过表现群众日常生活、劳动生产与社会关系,成为延安乡村社会革命和“新社会”想象的重要文艺形式。山西师范大学牛婷婷副教授以20世纪30至40年代“大众文艺”的想象与论争为对象,以语言和形式为线索,梳理从“文艺大众化”到“民族形式”讨论的问题流变,揭示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的缠绕博弈及“大众文艺”概念的历史含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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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第五场小组研讨主题为“话语博弈与多元左翼”。安徽师范大学特任副教授郑浩月从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的文本真伪与内部张力问题入手,将其放置在于国民革命前后“读书”与“革命”话语重组的历史语境中来重新解读,深化了对鲁迅《关于知识阶级》演讲文本的认识。首都师范大学殷鹏飞讲师从“空间革命”与通讯联络机制的新视角重审19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指出其根源在于共产国际联络断裂后上海与延安形成不同革命时空与政治处境,并进一步揭示,中共在世界革命影响下通过本土化转译与沟通协调,逐步探索出具有自主性的中国革命道路。琼台师范学院谭泽海博士以蒲风倡导的“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为中心,考察苏联“斯达哈诺夫经验”如何被移植并本土化于1930年代中国抗战诗坛。南京师范大学郭鹏舒博士考察高长虹《中国矿工》〉的法译佚文,指出高长虹1934年发表于巴黎《世界》周报的《中国矿工》是其长篇小说《中国》的最初形态与旅欧重要文学实践,既承续鲁迅式乡土悲悯与国民性批判,又描绘底层矿工被剥削的现实和革命前夜的“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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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最后围绕“农民运动”与“农民文学”展开圆桌对话。扬州大学徐德明教授作为引言人,提出“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的农民运动文学虽然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与此相关的文学书写在文学史都有深远回响。方维保教授对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创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丽军教授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谈起,指出如何推动农民成为农村建设的“活力”与“希望”是十分重要的论题。阎浩岗则指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眼中,中国的农民实际上包含“愚昧性”与“革命性”两个互有张力的侧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农民的想象侧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相互结合。邵宁宁教授认为,“农运”文学中的杰作很少,大多缺乏纵深感,正是因为作家创作关注“农运”,而少有“回响”。并进一步指出,1949年后的农民文学创作恰恰翻转了前者的农民运动叙事方式,并通过丰富的细节和历史空间获得了文本纵深感。杨扬教授则认为农运文学中反映的农民与土地问题,不应孤立、静止看待,而更应放在动态的社会结构框架中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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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方维保教授总结大会并致闭幕辞。他总结了本次工作坊的主要研讨成果,认为本次学术工作坊议题集中、视野开阔,既有对经典作家、经典文本和重要文学史问题的重新阐释,也有对长期被忽略的地方材料、民间文艺、出版机制和跨国传播问题的发掘。本次工作坊不仅深化了“农运”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与文学关系的认识,而且为探究中国现代农民文学生成的历史复杂性、多元性搭建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最后,他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倾情赋能与深耕分享表示诚挚感谢,并热忱欢迎学界同仁持续关注、鼎力支持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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