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余恕诚先生见面很少，接触不多，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是我心目中兄长般的友人。他的噩耗是陈冠明兄在第一时间用短信发给我的。当时，我正在读他托人转送来的《“诗家三李”论集》，得此短信，不觉废卷愕然，跌坐难起。

恕诚先生身体不好，近年已不出来开会，这是我早知道的。前不久听说他到北京看病，我想那里条件好，名医多，他的病应该有望治愈。也因为他在北京，我没有他的地址，收到了他的赠书，一时无法写信致谢，总以为以后会有机会。没想到，他竟如此匆遽地离开了我们。他的这本书对我目前的研究是那样富于启发性，但我已无从向他表达谢意。震惊痛惜之馀，我立即托冠明兄代我先向安师大和余先生家属表达我深切的哀悼之意，并立即转告上海大学中文系，请以单位的名义给安师大发出唁电。

从那时候以来，余恕诚先生的形象就不时浮现在我的脑际。特别是在坐定看书的时候，在冥想某个学术问题的时候，或在执笔写某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思想常常会开小差，突然就想起余先生，想到他清瘦而温雅的面容，沉静而恳挚的谈吐，尤其是他那些富于真知灼见、才华洋溢的论文，猛地想到，斯人已逝，今后再无从见面，无缘请益，一阵沉重的悲哀便笼罩了我。

这些天，我一直在看《“诗家三李”论集》，每次打开封面就看到余先生的题字。他早先送我的书，写的只是“赐正”，而这本书写的却是“惠存并赐正”，莫非他在今年四月题赠时已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吗？我捧着他的书，就像握着他的手，就像对着他的人，我在心里对余先生说：我会认真读您的书，认真学习您的学术创见并适当把它们用到我的研究之中，我们既是古典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同道，又有很多一致的见解，你的论著给我许多启发和支持，可以说我们是学术上的知音啊。

我与余恕诚先生的关系，的确完全是建筑在学术研究上的。我读他的书，远早于认识他的人。

还在文革结束不久的1979年，那时我刚以研究生的身份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正在研读李商隐。一天，我的老同事王信先生给我一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李商隐诗选》，这是拨乱返正后古典文学方面最早出版的新著之一，撰著者署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还延续着文革时期流行的署名方式。王信告诉我，这本书是他的北大老同学刘学锴在安徽搞的，他们想听听同行的意见，送了几本给王信，他就拿一本叫我看看。可以想象，这本书对我这个李商隐研究的初学者是多么及时而帮助巨大，至于“意见”，我哪里提得出来。我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本书。但那时，我还既不认识刘学锴老师，更不知道余恕诚老师。

不久后看到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商隐》，这才从署名上知道了刘学锴、余恕诚二位的名字。我也才知道，那本《李商隐诗选》实际上就是他俩搞的。从此，刘学锴、余恕诚的大名在我的脑海就深深的刻印下来，而且往往是不可分的了。

《李商隐》虽是属于“中国文学史知识读物”的一种小册子，但资料翔实，观点鲜明，结构谨严，分析深刻，文笔清畅，既概述了李商隐的时代和他的生活、创作，又系统地分析了李商隐各类作品的思想艺术特征。对我这个准备以李商隐做毕业论文的初学者来说，最有价值的还在于梳理了李商隐的研究史，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阅读书目，可以说是极具指导性。记得当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草创，我曾应约写过评介文章，谈的便是我的学习心得和对它的倾心赞美。

后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和李商隐研究会陆续成立，我大概就是在“以文会友”的某次会议上认识了刘、余二位老师，领略了他们朴实诚笃的风采。

我也不止一次到芜湖参加过他们主办的会，有唐代文学会的年会，有李商隐研究会的年会，每次都亲身体会到他们待客的殷勤热诚和对人照顾的无微不至。刘先生似乎较少过问庶务，余先生却往往事必躬亲，虽有许多学生协助，余先生仍免不了在会上前后奔忙，看得出他的疲劳，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令人感动。

我与余恕诚先生的单独接触也有难忘的记忆。他不知从那里听说我能写写毛笔字，竟来信要我为他们新完成的两部古人诗集校笺题签。我很惶恐，但余先生既屈尊下顾，我自不能推辞，应命写了寄去，请他或用或弃，不必当回事。他却很快来信感谢表扬。最让我想不到的，是余先生竟亲自到邮局寄来著名的黄山毛峰，予我以奖励，并表示如果我喜欢，以后还会再寄。我哪里敢当，赶紧写信致谢，恳请他千万不可有再。但余先生没有理我的劝阻，真的又寄了好几年。我深深地感到他待人之诚恳厚道。

多年来，随着余、刘二先生李商隐研究的步步深入，我陆续获赠他们合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在认真学习这些著作的基础上，我也写出了《李商隐的心灵世界》、《李商隐传》等书，我寄书向他们请教，总能得到鼓励和认真的批评。

余恕诚先生的《唐诗风貌》是一部厚积薄发的著作。这本书他前后送了我两次，后一次是台湾文津出版的增订版《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从中我看到了余先生对学术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态度。书中对唐诗风貌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概括，又有细致深入的微观分析。余先生非常善于发现前人研究的不足与薄弱环节，由此提出问题，进行新的深入探讨。《唐代叙事诗与叙情长篇》一章就发掘了清人王闿运首用却未深论的“叙情长篇”这个概念，在唐诗中举出大量实例进行论证，作出“叙情长篇的出现，是中国五七言诗歌在抒情和叙事两方面都积累了足够的艺术经验，同时又吸收了辞赋的思想艺术营养，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一论断，实已触及中国文学抒情叙事两大传统在发展中交融渗透和孕育诗歌新品种的问题，其观点尤为新警独到，发人所未发，而且打开了持续拓展的更大空间。

他的《“诗家三李”论集》是一部论题集中、阐发深刻的力作。我特别佩服余先生选择论题的眼光和角度，像《李白与长江》，是一个多么精彩的题目，而且余先生又完成得那么恢弘漂亮而圆满！像论赋体在三李诗歌中的表现和影响的几篇，开掘深入，阐析绵密，启示性极强。又像发表于《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的《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其第一部分收入《“诗家三李”论集》，改题《绮艳诗与词：从李贺李商隐到温庭筠》)，指出唐五代诗词的叙事性特征，明确论述了中国文学抒叙两大传统的关系，是处于学术前沿的一篇论文。我在《古典诗词的叙事视角》一文中曾郑重引用，作为文章的重要论据。

余恕诚先生过早地去世，无疑是安师大文学院和诗学研究中心，也是古典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巨大损失。但安师大文学院和诗学研究中心在余、刘二位先生率领和培植下，已巍然立于国内学术的高峰，并蒸蒸日上。他们培养的许多后起之秀，成为学术中坚，一定会把他们的学术精神发扬光大。

余恕诚老师的学术成就将会长存，余恕诚老师不朽！

2014年12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