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余恕诚老师

方锡球

余恕诚老师生病，我知道得较晚。6月11日，是我最后一次去北京探望先生。我带着女儿，余老师送我到楼下，我走了好远了，我女儿回头说余爷爷还在院子大门口目送我们，这是他生前我见到的最后一面。得知他病危的消息，我安排好工作，匆匆赶往北京，先生却在我到达之前一刻钟与世长辞，我心里很痛，这是我的终身遗憾。之前我自信，我赶不到，他老人家不会离开；同时，我又自责，我不应该这样慢，应该像大芹书记那样，一下车直奔医院，若那样，我是可以在两点一刻到达医院的。

先生给我的心灵感动太多。我与先生相识的时候，读本科二年级；到三年级时，先生给我们讲唐诗研究。他的学问是深入人心的文化关怀，他的悲天悯人之心让我终身难忘，课堂上的儒雅风范至今如在眼前。2005年，我大学毕业整整20年，重回母校，忝列先生门墙，攻读博士学位。我还记得入学考试的考场上，先生坐在我身旁良久才离开的情景，之后对旁人说，“看着他和年轻人一起考试，我只想掉泪”。还记得，第一次博士生开会，弟子侍坐，先生向同门介绍我，以“老师”相称；还记得，他在古稀之年咨询建设博士后流动站时的艰辛与疲倦；还记得，他为了学科发展，花了自己的钱；还记得，70多岁的先生出差开会，带着干粮来回乘公交；还记得，我人生遭遇坎坷，先生无微不至的关爱！

最难忘的是我读博时，冬天，他每周到我冷寂的宿舍，一去就是半天，嘘寒问暖，传道解惑。若是天气好，我每周1~2次陪先生散步，讨论问题，接受指点，有时也在山路旁的椅子上坐坐。赭山的路上留下我们师生无数脚印，先生留下的是无私和慷慨，留给我的是难忘的坐在春风中的愉快。每当我有体会或遇到思考的困惑，我都要找到先生，请教一番，讨论一番。在讨论中，我们又不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想法。虽然这些问题和想法一时没有办法解决，但我知道，我的一生都将是很充实的了。

先生对我既关怀又严格。我们学生都把余老师当做是慈祥、温暖的父亲，理所当然地就将师大当做我们温馨的家。记得大二那年冬天，在西大门遇见他，他问我《唐诗选》看了多少，要求读大家文本；临别时，见我衣着单薄，就说要是不讲究好看，他还有棉鞋、棉裤，可以拿来穿。但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先生和我的谈话，往往于宽容与蔼然间，蕴含着不能动摇的原则；在娓娓的含蓄话语之外有严格的要求。我读博士学位时，开学第一天，他来到我的宿舍，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回到母校，做个学生，不搞特殊化”。傅璇琮先生来芜湖，当时我在安庆，他用电话催促我回到芜湖，接受傅先生的指点。可能是我的节奏慢了，等我到芜湖时，虽然向傅先生认真请教了，而隔天，他让秘书通知所有博士生必须去听傅先生的讲座。讲座开始，先生用半小时讲20世纪80年代学术史，以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为例，讲述今天唐诗学术的繁荣，与两位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在和颜悦色、和风细雨中，他对学者和学术的敬畏，包含着不能动摇的威严，这在我，的确属于迟到了二十年的春风化雨。对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他几乎三管齐下：聘请权威学者开题；他对自己把握不准的地方，向国内多所著名大学的专家咨询；申报国家项目，检验选题价值。

32年来，我的成长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深情。

我的先生一直默默支持我所在文学院的发展。介绍专家学者支持我们，指导我们申报硕士点、建设重点学科，为我们培养青年教师。先生去北京治病前，还一直担心我校一位青年教师的博士毕业论文选题。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可借助的平台。他的人格精神熏陶的不仅仅是一届届门人，不仅仅是安徽师大的学子，同时也感染了国内许多后起之秀。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许多人纷纷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表达沉痛的哀悼之情。

往年这个时候，也就是中秋节期间，我一般要到先生家走走，聆听他亲切的教诲；今年的中秋节与教师节，我们却只能在这样的一个会上追思我的恩师。“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先生离去的这些日子里，我总感“秋霖腹疾”，始终无法平息这“荷叶枯时”的秋恨。这种遥遥无期的缅怀和“碧海青天”般的思念，将成为我们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早上，我再次走进先生的讲堂、走进先生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再一次走过先生走过的路，还是那么熟悉，“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在新学期，在早晨母校的校园里，我是多么渴望再见到先生那蔼然的面容和那父亲般的背影。

我深知，最能慰藉先生的是我们，相信所有先生的弟子，会用踏实而真实的一生，让他老人家走得放心！

（原载《新安晚报》2014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