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音容如在昔：忆与余师交往点滴

李翰

余老师送给我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与《诗家“三李”论集》已翻过多次，这几天因为写一篇关于李商隐诗歌叙事的文章，又把老师的书拿出来读。《诗家“三李”论集》是四、五月份收到的，拆开外包装，里面还很细心地裹了几层白纸，打开来，扉页是老师工整清秀的题字。想起十八年前第一次拜谒刘、余二师，在刘老师处获赠《李商隐诗歌集解》，刘老师题字后，我就拿过去拜访余师，余师接着后面签名，然后拿出几张白纸板垫在五册书的前后，再用一张大牛皮纸包好。余师包书的动作极轻细，也极温柔。收到《诗家“三李”论集》，眼前自然便浮现余师题字、包书的场景。

书是从北京寄过来的，隐约听人讲余老师因病在北京住院，并不以为大碍，亦未及细问。生活的各种琐屑，加上学术上长年无甚长进，除了年头岁尾的贺卡，竟一直疏于和羞于和余老师联系。想着等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去看望老师，承教之时或不至尴尬。然而，这一天却再也等不到了。安师大那条林荫小路，那小路边的灰色小楼，小楼里住过的余恕诚老师，校园中一抹温和微笑的风景，在2014年8月23日，农历去暑这一天，也一起逝去了。

这是今年我收到的第三个噩耗。年初王运熙先生去世，是我的师祖，也是我博士论文的评阅老师；六月份，父亲突然离开了我们一家；然后，就是余老师的离去。王先生名满海内外，虽曾多次请谒，也为先生的离世而悲伤，却只是在龙华殡仪馆默默为先生送行，不敢把这悲伤形诸文字。父亲于我又太过亲密，一提笔，心口便隐隐作疼，而且父亲只是平凡的退休干部，我愿意他只属于我们一家人。余老师的离开，正在我丁艰期间，撕裂的心口又被狠狠一击。因为余老师待我，既是老师，也如同父辈。

我是1996年准备考安徽师大刘学锴老师的研究生，从而正式结识刘、余二师。先是将本科阶段的作业、论文寄给刘老师指教，并附信表达游于夫子之门的愿望。不久刘老师即回信，肯定论文所达到的水平，并云将我的论文与信件同时传余老师，余老师看过亦很高兴，希望我来安师大读研，并能在毕业后留校和古代文学老师共事。那时我本科刚刚毕业，在安庆郊区一所中学教书。学校地处荒僻，人心浮动，大家不过视该校为调往市区中学之跳板，打牌喝酒为多数人生活之常态，教研竟成余事。我的住处是一间破旧的红砖房，瑟缩在学校的西北角，门前半人高的荒草，夏天有蝙蝠在头顶盘旋，长蛇在门前穿梭，然后就是隔壁喧嚣的麻将声。拥书独坐，沉浸在封闭的精神世界，却也充满孤独和苦闷。在那样的环境与心境下，两位老师的肯定和赏识，就是荒漠苦旅、雪夜寒天的甘泉与暖炭。更令我意外的是，刘老师复信后没几天，竟又收到余老师亲自寄来的信件，所谈大致也就是刘老师转达过的意思，而此前我并未给余老师写过信。尘土飞扬的小镇中学，一枚如尘土般卑微的书生，也曾因工作事拜谒教委人事科副科长，在走廊上就被冷冷数语打发，小吏眼中的贱民，却意外收到闻名久仰的教授，先行给我邮件！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热情的肯定与殷切的希望，心中喜悦、激动，可以说是五内如沸。

1997年暑假，乘江轮去芜湖拜访二位老师，才是第一次由闻名到见面，《李商隐诗歌集解》即是此行最宝贵的礼物。可惜的是，那年考研，因英语分数不够，折戟沉沙。两位老师都曾为我努力，刘老师专门申请破格录取，最终还是未能如愿。虽然如此，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人格修养，一年来耳濡目染，刘、余二师已经教给我很多很多，在我而言，早已视自己为编外弟子。1999年，再次考研，这次报的是西北大学阎琦先生，主要是想去西安，在那个唐代的古都研读唐代文学。刘、余二师并不以为忤，刘老师还给阎先生写信推荐，仍是英语，2分之差，成了阎琦老师说的“擦肩而过的学生”。但也就是在这年，幸运地转到广西师大张明非教授门下，在桂林度过极其充实而又愉悦的三年。

在桂林的第二年，2000年10月份，李商隐第五届年会由广西师大承办，刘、余二师都有参加。当时听闻二位老师要来，心情极为高兴。他们是凌晨四点多的火车，我也整晚兴奋难眠，三点多就爬起来，和陶绍清一起去接站。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得以随侍二位先生左右。刘老师精力与兴致都极高，一柄摺扇，随处指点，娓娓而谈，使我对李商隐桂管游幕有更多了解；余老师身体那时看上去就不是很好，腰椎劳损，走路要慢得多，总是我们走一阵，然后等他跟上来。会议期间，我将一年级时发的一篇文章呈给余老师，算是学习情况的汇报。余老师开会时也就带着我那篇论文，坐在余老师身后的小师妹告诉我，余老师开会也没听会，就在看你的论文呢。闻言惊宠，感动而致鼻酸。会议间隙，余老师还专门就那篇论文给我谈了很多意见，指导我做论文的方法。

余老师待人诚恳和善，每一个接触他的人，相信也都和我一样，如沐春风。他没有丝毫名教授端起来的架子，他能先给一个毛头小伙子写信，他读学生不成熟的论文，跟读经典大著一样，一行一字，认认真真，然后给你提问题，说意见。而在谈到论文的优点和不足时，他又是言直语切，不作任何委婉回护。他对论文标准极高，在谈到学术界一些浮名滥作时，不屑与鄙夷每每会溢于言表，并不愿作一“恕”语。这是一个脱略外在名器，齐一俗世等级序列，心中只有学问的纯粹学人。

此后多年都未和余老师见面，但张明非老师外出开会遇到余老师，余师总是会先问起我的情况。张老师回来就说：李翰啊，这么多的老师都在关心你，真是幸运啊，可得好好努力，不要辜负了他们。

2002年秋季我考到复旦，追随杨明先生攻读隋唐五代文学博士。期间，我和刘老师合作的《李商隐诗歌选评》2003年在上海古籍出版，余老师此前就多次叮嘱，出版后要多寄给他几本。那本书是我参考刘、余二师《李商隐诗歌集解》所撰，虽然署名时没有余老师，但在余老师看来，一定会感到亲切而熟悉。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对那本书的出版，表现得很是高兴和关切，看成自己的作品一样。

复旦三年，没有机会去芜湖，但还是和余老师保持书信与电话联系。因为那本《李商隐诗歌选评》，大家也都以为我是刘、余二师的弟子。有一次，我未曾与宿舍同学打招呼自行回家，同门师兄几天不见我，也联系不上我（那时还没用手机），以为我失踪了，弄得杨老师也心急火燎，到处询问打听。把电话打到余老师那里，问是否见到我，结果又多了一个人为我担心。回校后少不得挨同门及老师一顿说，我虽强辩，说他们大惊小怪，心里却异常温暖、感动。杨老师第一时间想到向余老师打听我，大概在他的印象中，余老师是我最亲密的老师吧。

2005年博士毕业，自然也就想到去安徽师大投奔余老师，余老师欣然接受。安师大古代文学师资力量雄厚，有老师担心我来了课程不好安排，余老师说，不上课也可以专门做研究。后来一是因为有机会留在上海，上海大学的董乃斌先生也是我追随十几年的恩师；二是安师大人事处答应的一些条件临时变卦，结果没有去成。但余老师仍不以为忤，反而为我能留在上海感到高兴。

最后一次见余老师是2008年安徽师大主办的第14届唐代文学年会。与会专家学者近二百人，余老师是东道主，忙得焦头烂额，也没有多少时间和我谈话。就记得有一次散会，和我简单地聊了几句。他的腰依然不好，靠着房间的门框，眯着眼，微笑着，声音一贯的轻柔。年底互寄贺卡，他还特意在贺词下写道：芜湖会议期间，因会务繁忙未及细谈，表示抱歉。

从2008年到今天，一晃就是六年，想着太久没见到余老师了，应该抽时间去看看。今年闰九月，据说寒假较往年要长很多，时间有了，老师却不在了。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沉思往事，痛我良师，临文不能自持。断断续续写了几天，方勉强成文。案前余师著作历历在眼，余师之音容笑貌，亦如在目前。夜深灯冷，寒风呼啸，心凄怆而不得眠。踌躇反侧，以致终夜，复得小诗一首，为系哀思永悼：

昊天罔极暑飞霜，忍为人间夺俊良。

九畹兰皋滋德泽，三千弟子哭甘棠。

风尘顾我垂青眼，尺牍从衷问暖凉。

开卷音容如在昔，赭山弋水两苍茫。

2014年11月25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