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1977年秋季学期，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76年进校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开始上唐代文学课。整个古代文学前面的课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等，由哪位老师或哪两位老师授课我已印象模糊，说不出尊姓大名来。唐代文学开课那天，一位中等偏高个儿的老师走进教室，只见他穿着领口袖口都已洗得微微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面容清癯而略带微笑，说起话来声音不高、拖有明显合肥腔的尾音，从外表看无甚卓异之处。不过，随着课程展开，尤其是他分析作家作品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全班同学都不知不觉像着了魔一般，被其精到解说所深深吸引。经常是下课铃声响起，同学们还沉浸在老师所描述的诗情画意里，遗憾时间跑得太快。每次课结束，总有几位同学围上去问这问那，其他同学多带着依依不舍的神情目送老师离开教室，并期盼下堂课早日到来。

这位当时深受同学欢迎的中青年老师，就是日后享誉学界的安师大著名教授余恕诚先生。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讲解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时，结合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和唐代历史上有名的“牛李党争”，分析脍炙人口却隐晦难解的《锦瑟》诗，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剥茧抽丝，层层深入，让我等受“文革”耽误而如饥似渴的懵懂学子，听得神魂摇荡，如醉如痴。他讲初唐四杰、讲李白与杜甫的深厚友情、讲韩愈诗歌和文章的特点等，都曾深深打动我，在我心灵世界刻下深深的印痕。回忆当时听课的感受，仿佛饥肠辘辘的穷汉享受饕餮盛宴，可谓大快朵颐；亦如夏日沙漠中口渴难耐的跋涉者喝下清冽甘泉，直觉悦心明智，通体畅快。余老师的课，摆脱了谈论文学史及解读作家作品时，纯用理性思维简单地介绍时代背景、排列作家履历和分析作品内涵的惯例，让我领略了另一种深入浅出并富有魅力地讲述文学史的方式——以作家人生的一段奇逸经历、一个独特事件、或一处诗文疑点为线索，顺藤摸瓜，刨根究底，移步换景，峰峦叠出，由细微而至宏阔、由浅近而至深邃。这种娓娓道来却引人入胜地讲叙古代文学的方式，对我以后的为学生涯，特别是写出拙著《中国文学史演义》，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1992年夏至1993年秋，我基本搁置文艺理论和美学等专业研究，糊涂胆大地写出一部40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演义》。该书与流行各类文学史的主要相异之点，就是它并非仅用抽象思维方式写成的学术著作，而是借鉴由宋元之际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演义体”写法，力求融理论和形象于一体，汇学术和艺术于一炉——不仅描述中国文学演化嬗变的历史进程，而且勾勒出一位位大作家的人生风貌；不仅赏析一部部脍炙人口的名篇杰作，而且写出它们在创作或流传中的佳话趣闻。这本拙著199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首版，两年内重印3次；2004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54万字的修订版，以16开彩印本和32开普通本两种版本发行，当年即获重印；此修订版2000年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易名《中华文学演义》出版，同样多次再版。拙著还由台湾正中书局购买版权于1996年出版繁体字版，2002年后被台湾教育部门选为高中“国文科”最佳辅助教材，迄今包括修订版在内正中书局已重印50多次，根据拙著每回内容编写的8开本“评量卷”（考试卷）同样数十次印刷，获得了出乎意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往往是持久而深远的。在学校时，我与余老师课下并无太多交往。1980年底通过中国社科院招考社科研究人员进入省社会科学研究所（1984年更名并扩编为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后，由于主攻专业是文艺理论和美学，每次回芜湖多半向周承昭老师、汪裕雄老师请益，基本没有去拜望过余老师。1990年下半年的一天，一家出版社约写一本面向青少年谈“中国文学精粹”的书。当时，正值“六四风波”后，我整天无所事事，不是沉迷围棋，就是与社科院一帮学友清谈。此任务把我从耗费生命的沉沦状态拯救出来，也把我抛入如何用浅显通俗笔法写文学史的烦恼之中。一个阳光澄静的下午，我翻阅能搜集到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对多种写法反复琢磨后仍苦闷彷徨。枯坐书桌前一筹莫展之际，余老师讲课的迷人情景像闪电突然在脑中一亮，我顿时意识到，如学习采取余老师循循善诱讲唐诗之法，或许能较好交差。经过近半年的鏖战，约16万字的《中国文学精粹》顺利完稿交出版社出版。这番摸爬滚打，积累了不少从诗话词话和野史杂记里耙梳出来的逸闻趣事，也对如何通俗易懂地写文学史有了一些感悟和想法，加上当时年轻冒失，竟趁热打铁，就汤下面，又写出了如上所述的《中国文学史演义》。

多年后（约2006年冬），担任拙著首版责编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高国平先生告诉我，易中天在上海文艺社出版“百家讲坛”书稿《品三国》时对他说，曾受到他们社出的《中国文学史演义》的启发。尽管拙著受到一些肯定和市场的青睐，但我心里很清楚，它只是自己由青年迈向中年时期的一时兴会之作，充其量只是一本浅近易读的“史话类”普及性读物，学术上既缺乏成熟学者的功力和厚重，写法和文字上更有许多值得推敲打磨，乃至重新改写之处。作为当时尚属年轻的非古代文学专业的学者，能够起意并写出《演义》，离不开安师大中文系老师所给予的扎实的大学中文教育，尤其离不开余恕诚老师将唐诗乳汁一点一滴地滴入我的心田、化作心灵彩霞的影响。可以说，拙著最早的胚胎就受孕和形成于余老师让人难忘的唐代文学课。

二

和余老师稍多直接接触，大约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是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届省政协常委，多年任省政府参事。我曾任八届省政协委员、九届省政协常委，2008年起相继忝列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及省政府参事。自八届省政协起，每年的全委会及每季度的常委会，包括参事室的多次会议及社科界的一些评审评奖活动等，时常有幸见到余老师。每次相会交谈，他总是关心地问我在做什么课题，或者说在某某报刊读到某篇拙作，并给予鼓励和鞭策。每次见面，余老师脸上总是由衷地呈现出谦诚、和蔼的笑容，他的话并不很多，但句句让人感到朴实、真诚、亲切，即便是勉励和赞赏之语，也言简意赅，恰如其分，绝无一些社交场上寒暄中常见的虚浮夸耀之词。久而久之，余老师在我心目中的份量越来越重，也越来越让人感到他可信、可敬！

一次省政协常委会的间隙，我向余老师求教：政协委员履职的基本任务，就是每年开大会要提交提案或建议。而要写出高质量的提案或建议，需要围绕问题深入调研，需要阅读许多相关资料，还需要细心推敲撰写。这些无疑要耗费较多时间和精力，常常与专业研究相冲突，心里一直很矛盾，到底值得不值得花时间去做？余老师听后思忖一会，颇认真地说：如确实在经济建设、社会生活或文化教育等方面发现什么问题，并能够提出改进意见，那应该写，花点时间也值得。许多问题有人讲出来，总比没人讲好。讲了总会引起一些注意，多少总会有助于问题的改善。中国自古读书做学问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掉。他停了一会，又补充说：如果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问题，提不出什么确有价值的意见，那也不要“为赋新词强说愁”，不要为写提案而写提案。

在我原有的印象里，余老师似乎是一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纯粹学者，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成就卓著的唐代文学专家。实际上，他既有真正学者“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定力和严谨，又有传统文人“兼济天下”的责任担当和“学以致用”的炽热心肠。这从他对我这番教诲指点中，从他曾向政协提交关于职业教育等多份高质量的提案中，可以明显见出。而在他毕生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从雄浑博大的唐代诗歌中汲取当代诗情和现实启示，则是其学术成果呈现的鲜明特色。从他的《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诗家三李论集》、《李白与长江》等一系列颇获佳评著述中，我们可以聆听到历史风云与时代旋律相互激荡而产生的有力回响，更可感受到他为中华民族在新时期铿锵前行追寻唐诗豪迈和声的不懈努力。余老师饮誉学界，缘于他的勤奋钻研和深厚功力，也得益于他的唐代文学研究融注了高亢而深沉的时代精神。

老子言：“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余老师庶几似之。多次与余老师一起参加政协会或参事室活动，从没有见他像一些委员和参事那样慷慨激昂地发言，也绝少见他与别人夸夸其谈。即便几位学界委员聚在一起聊天，他也谨言慎语，多半笑眯眯地以肯定和称许的神色，静听和欣赏他认同或不认同的观点、牢骚和意见。他与同样出席省政协会议、同样来自安师大中文系的潘啸龙教授做派迥然有别。几次在省政协大会或分组会上听潘老师提问和发言，都是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不论是点射或连发，多半发发击中问题要害，颇能醒人耳目。在这点上，潘老师与一些习惯和热衷于讲“正确的废话”（套话、空话、大话）的委员，拉开了长长的距离。将两位老师比较，如果说，潘老师的性情是偏于外向的、颇有锋芒的；那么，余老师的性情则是偏于内向的、含而不露的。如果说，潘老师的风格更接近大江东去，惊涛拍岸的激昂和豪放；那么，余老师的风格则如峡谷深潭，虽表面波澜不兴，只呈涟漪微纹，乃至平静如镜，却深藏若虚，自有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气象和神采。对余老师相知甚深的刘学锴老师说他：“话很少，但内心灵秀，做人做事十分追求完美”，可谓深中肯綮。

三

我担任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多年，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延揽青年科研人员。约2008年左右，一次省政府参事室活动的间隙，曾拜托余老师推荐他带的或他了解的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他当时说：博士倒是年年有，要么已经落实单位，要么性格兴趣等不一定适合你那儿专业研究工作，要么资质平平、水平一般不宜举荐。他还说：我要向你推荐就得对你负责，有适合的一定提前和你联系。一晃到了2011年初夏，省参事室在稻香楼举行《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初稿征求意见会（该书由中华书局2013年3月出版），余老师和我都作为评审专家受邀参会。其间余老师对我说：一位他指导的博士明年毕业，水平和为人都不错，但长相有些缺陷，可谓优点、缺点都明显，到时你看看行不行。余老师还叮嘱道：这位学生本人很想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我认为他适合并能够胜任你那儿的工作。闻此言，我当即请余老师让其学生寄两篇发表的文章来，以便于了解考察。

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余老师以特快专递寄过来的一个邮包，里面有几本学术刊物，一本装订成册的学位论文，还有一封他的亲笔信：

念孙：您好！

打开这一包材料，您一定立即想到是什么事了。

我这里有一位博士，就是七月份我们在稻香楼相会时跟您提到的那个学生。他叫王树森，肥东人。本科上的是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硕士、博士阶段，在安徽师大由我指导。因为相伴时间较长，对他相当了解。他为人不错，懂礼貌，识大体，对功利比较看得开；爱好中文，业务上相当努力，文史方面已打下了堪称扎实的基础。科研能力、文字表达能力都较强，不仅专业性文字，一般常用文字也能对付。他的硕士论文被评为省优，博士论文是由我牵头申报的一个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因为最近两年我的精力越来越差，主要撰稿任务就落在他身上。他已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论文，您从中可以看出应该是个有较大发展潜力的。

虽然为人和能力都很好，但也有缺憾。在稻香楼时我也向您说过。他刚出生时可能得过什么病（按：系由于早产），在省立医院（按，系省妇幼保健院）才救了下来。现在虽然体检没问题，体力脑力都正常，但外表稍差。如果让他自己找工作，外表这一关可能会成为障碍。为此，我想向您介绍，看您是否有办法。如能到您处，用起来肯定很顺手，并能以负责任的态度较好地完成您布置的工作。

……

这是给您出了一道难题，知道您在能帮忙的情况下一定会给予关照。但人事问题难度极大，如您力不从心，我们也完全能够谅解。但愿我的请托不致给您带来思想负担。  元旦、春节将至，顺便给您拜年，祝

阖府康泰！

余恕诚 拜

2011.12.25

信写在“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函笺上，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从标点符号到格式承转都极为考究，挑不出一点瑕疵来，这在我多年收悉和集藏的古今手札中，也属上品之列。不禁暗暗称道余老师做人做事的极端认真精神。一字一句拜读下来，感到信的字里行间洋溢提携后学，鼎力举荐之意，但所叙事实和评价均客观公允，丝毫没有过头之语。不禁又暗暗赞叹老师为人处世进退有据，自有法度，亦宽亦严，皆本既“恕”且“诚”之态度。

经过与院领导和院人事处多次沟通，我打电话向余老师汇报：社科院每年经省人事厅批复同意的进人指标约2至5人，因文学所此前连续几年分别从福建师大、南大、复旦进了几位博士，2012年院里的3个进人名额已分配其他研究所，只好等下一年再尽力争取了。余老师听后，丝毫没有责怪和不满之意，而是完全理解，一再感谢，并宽慰我说迟一点没关系，正好可让王树森毕业后留在学校帮助把社科基金课题做完。

2012年10月下旬，余老师估计我们即将研究13年进人问题，便让王树森带着发表的文章、各项证书（包括一些获奖证书）、博士论文和另一封亲笔信到办公室来见我。与上次一样，这封信还是写得极为认真工致，在当今生活节奏加快，浮躁心态日甚的氛围里，捧读它即让人心生感动。该信除了对王树森作更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介绍外，重点讲了其学位论文答辩时专家们“评价很高”的情况及他的看法。说实话，与王树森见面并翻阅其材料后，我内心是一喜一忧。“喜”的是确实遇到了一个社科研究人才，“忧”的是面试时其外表也确可能成为难以绕过去的“障碍”。

2013年春，赴京参加人代会返回合肥不久，余老师与我通电话说：王树森毕业已大半年，助其撰写的社科项目也已完成初稿。由于工作尚无着落，最近状态不好，情绪很低落。我闻言忙说：可否先安排他到这边来协助做些课题或编辑稿件，我从杂志社每月给他一些工资解决其生活费问题（我一直兼任《小康生活·文明风》杂志社的总编），同时也便于对他进一步了解和考查。余老师听后很高兴，连说“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连续六七月在身边工作，我越发感到余老师推荐之语句句坐实，字字不虚，王树森确可谓德才双修、智商情商兼备的青年俊彦。不论是从遵循老师嘱托，还是从文学所发展看，自己都有责任推动问题尽早解决。经多方游说，终获院领导及人事处研究同意，并正式启动专对他一人的考查程序。然而，可能有些同志对他缺乏了解，在一次我缺席的集体评议中，他进院之事遭到否决。原已曙光在望，突然陷入夜幕沉沉，我忿忿然，却不得不将实情相告。王树森闻言脸色顿时泛白，说话禁不住已带哽咽之声。余老师从他那儿得知情况后，夜晚给我打了很长的电话。他声音沙哑，开口竟说：“钱老师，我对不起你，我让你受累了。”此时已知老师身体不幸有恙，我连忙安慰道：“好事多磨，不必在意，还有办法，我们再争取。”

这些年来，我接触过不少博导、教授为自己学生寻求工作，但从没有遇到一位像余老师这样对学生如此关爱、用情如此深挚、用心如此殚精竭虑，也从没有遇到他和王树森这样相知甚深、彼此爱重、惺惺相惜，让人感佩的师生厚谊。

余老师数次和我深谈，曾动容地说：“王树森是个难得的人才，若没有一个适合的单位让他发挥作用，很可能就埋没了、荒废了，那太可惜了！”令人欣慰的是，他直至病重之际仍非常牵挂的王树森工作问题，终于在2014年5月有了明确的圆满的结果。而王树森也确如余老师所言，到社科院“会有较出色的表现”——他进院时间虽短，已在《北京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文学遗产》、《学术界》等有影响的刊物发表或录用多篇学术论文，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黄庭坚在《豫章集·濂溪诗序》中称赞北宋大学问家周敦颐云：“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余恕诚老师为人为文，从内到外，皆颇有这种令人心仪的“光风霁月”的境界……

2015/2/20初稿

2015/2/22二稿于书香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