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植根基，着眼未来

 ——谈恩师余恕诚先生的研究生论文指导

王树森

【内容提要】：恩师余恕诚先生向来重视对研究生论文写作的指导，强调论文既要让学生打牢专业基础，又能符合学生个体特征，具备深入钻研空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学生撰写论文，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培养责任，全程跟踪、及时沟通。侍学余门六年，我亲眼见证了老师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我本人六年来的成长进步，既是老师无私关怀、严格要求的结果，更是对老师教学成效的有力证明。

【关键词】：创新；提高；信任；负责

我2006年秋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前后长达六年。恕诚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桃李满园，能够忝列门墙，亲承教训，对我而言确为一种莫大的荣光与幸运。在侍学余门的六年里，我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论文指导上的深入思考、大胆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对学生的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培养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展开，这些选题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阶段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的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一直希望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固步自封，对学术研究决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展开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禀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都有相当高度，而无一陷于琐碎饾饤。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沟通引导。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恕诚师一直“固执”地认为：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外围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电话那头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具有广泛的受众，因此，若对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会在迷茫中徘徊更久。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对付过去的态度，我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当年秋季，我从芜湖城南的花津校区搬至市中心的赭山校区，住处离老师的寓所仅有咫尺之遥，这给我随时向老师请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

博士阶段的学习仍以论文为中心，早在入学之初，恕诚师便为我设定了《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论文选题，这一选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故程千帆先生在与老师的通信中所提出的唐代外患在文学上的反映问题。后来老师虽然因事务繁忙，未能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但内心却从来没有放下。经过长期思考，老师认为在纷纷复杂的唐代外患之中，吐蕃问题最为关键，唐诗中有关吐蕃诗歌也占到全部民族题材诗歌的主体，抓住吐蕃问题进行深入解剖，实际上即可将其他一切相关民族联系起来，并且还可以有效避免研究对象过于零散的弊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2008年早春，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以及青海、甘肃两省藏区，发生了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一年多以后，乌鲁木齐等地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与恐怖分子又在各地制造混乱，给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恕诚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以及党和政府对事件的处置，并以其向来的敏锐眼光，意识到如果能将包括汉藏两大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梳理出来，论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则将会有力回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所编造的各种谣言，这是人文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时，这一选题又超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而具有了鲜明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2011年上半年，恕诚师以“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课题论证中详细申述了选题的多方面意义。当年5月，选题获批，这本身就说明选题得到了业内专家的高度认可。

能够参与“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课题，协助老师进行研究，并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这对我而言既是荣誉，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尽可能完成预期的目标，起初同样是忐忑的。读博的三年中，围绕这一课题，我的确做了大量工作，其间甘苦无需一一备述。然而更令我感动的，却是老师一直在身边的默默支持与鼓励。由于这一课题牵涉甚广，有很多问题超越了我已有的知识储备，所以经常需要老师的点拨提醒。为了尽可能保证论文质量，老师也毫无保留地贡献了他的全部智慧与力量。三年来，针对这一课题，我们师生之间经常展开讨论，讨论地点或在老师宁静的寓所，或在我杂乱的宿舍，或在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门廊，或在学校图书馆后的草坪……，有时讨论兴起，拾阶而上，几乎是在毫无察觉的状态下登至僻静的赭山，间或还能隐约听到围墙外广济寺中飘过的经呗声。为了给我修改论文，已逾古稀之年的老师牺牲大量的休息时间，字斟句酌，大到观点结构、小到词句润色，甚至错字标点，无一放过。2010年6月底，我交了一份讨论大诗人杜甫有关吐蕃诗歌的稿子给老师，两天后，老师把稿子送还给我，在肯定题目可做的同时，也严肃指出了文章所存在的问题，指示我重新调整思路，再拟新稿。于是在此后的两个月里，我留守校园，终于在8月底完成了《唐蕃关系视野下的杜甫诗歌》一文，投给《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并最终刊发于该刊2011年第5期上。回想起来，2010年的那个暑假或许是我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日子，夏日的芜湖、酷热难当，绝大多数同学都已返回家中消夏，而我却得留在宿舍枯坐，孤独地面对着电脑，我所住的这一层楼，曾经一度只剩下我一人，夜深人静，偶尔开门透风，竟发现长长的楼道漆黑到了阴森恐怖，以至于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幻觉之中。但是我毕竟是年轻人，再怎么艰苦也都是可以熬过去的，而老师则不顾筋力大不如前，亟需静养调理的现实，花了大量时间修改我的论文，两个月间，围绕这篇稿子，师生之间竟然往还了八次，后来我翻检这批经过老师修改的稿件，发现竟有七八十页之多，几乎每一页上都布满了老师密密麻麻的批语、意见。如果没有老师的倾心斧正，文章不会形成最后的成熟面貌，也就不会赢得编辑们的认可，更不会正式刊发出来。感念之余，我也充满着欣慰，2006年以来，我已经累积下近百万字的经过老师批改，留有老师那圆润字迹的文稿，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文稿记录着我成长中蹒跚前行的足迹，更浸透着这期间老师所倾注的心血。我常常会把这些文稿打开，沉思良久。我常常想，这是我从老师那里所得到的最珍贵的财富。无论时空怎样变迁，无论人世怎样浮沉，这些文稿都将会被我永久地珍藏，因为这些文稿是我们师生之间心灵相通、情感相系的最直接的见证者，这些文稿的背后，更饱含着一位教师的求索与情怀。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2011年7月13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殷切希望全国广大教师能够投身伟大的教育实践，并要求广大教师自觉以教学为第一要务，以良好的师德教风、精湛的业务水平，做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恕诚师自1961年大学毕业以来，五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教育方针、践行了人民教师的职业宗旨。树立起一座令人景仰的师德丰碑。作为恕诚师半个多世纪教学生涯中的一名普通学生，我将自己六年跟随余老师学习中的一些片段写出来，既作为老师学问人品的见证，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这些讲述，从一个侧面反映老师的教育思想，为一切有志于献身党的教育事业的同志们，提供有益的启迪。

（原载《中国大学教学》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