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余恕诚先生

张应中

我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中文本科期间，曾选修过余先生的《唐诗风貌》课程，具体内容不大记得了（我记忆力不大好，学习也只会死记硬背），记得的只有余先生的形象，上课有条不紊，态度和蔼可亲，还有就是不占用上课时间，课前将提纲工工整整地抄写在黑板上。大四时，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毕业之际，拿了毕业纪念册请余先生题字，余先生先题了李商隐的诗句（我后来才知道的）：“骅骝忧老大，鶗鴂妒年芳”，是一行较大的钢笔字，下面一行较小的字是“送应中同学赴南大”，表现了先生的时不我待之感，以及对学生的殷切期望和送别情意，令我非常感动。

1994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回母校中文系，因不在一个教研室，兼之我的胆小内向，除了见面打招呼，很少与余先生交往。直到2003年，余先生找我，说我是教当代文学的，又写诗，问我能不能给《绘图本王蒙旧体诗集》写一篇评论，我受宠若惊，又担心自己写不好，一者我对王蒙作品及其人了解并不多，二者我写的是自由体新诗，不懂旧体诗。余老师鼓励我试试，说相信我能写好，并提示我王蒙的诗受韩愈的影响比较大。于是，我先读王蒙的新诗旧诗，再找来《韩愈全集》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还读了唐代其他诗人的一些作品。初稿写成了，忐忑不安地送给余先生过目，不几天余先生就写好了修改意见，并当面对我说明，比如引王蒙的诗不能都摘引几句或片段，要适当引用全诗，使读者对王的整首诗也有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王蒙诗的风格是多样的，我将其单一化了。我点头称是。现在看来，都是很简单的问题，可见我当时多么幼稚啊。修改了两遍，余先生稍感满意，亲自送到学报编辑部，我自己就不用管了。学报于2004年第1期发表，题目为《论王蒙旧体诗的智慧》。这是一个契机，引发了我对旧体诗的兴趣，从此我开始“勒马回缰作旧诗”（闻一多语），并尝试写旧体诗词的评论文章了，虽然迄今尚无像样的成果，但大方向估计是不会变的了。过了两年，我又写了一篇评周啸天教授旧体诗词集《欣托居歌诗》的评论，请余先生指点，余先生夸奖说比写王蒙的那一篇还好，且帮我修改了文章的题目，为《以古出新，雅而能谐》。评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文章难以发表，余先生又帮我把稿子送到学报，推荐发表了。我唯有感激。记得余先生在我的稿子后面还写了几句话，建议我在新诗与旧诗的关系上做些研究。这是一个大的课题，现在都还有研究的价值，但我视申报科研课题和发表文章为畏途，觉得其中没有趣味可言，何况自己不求上进，竟辜负了先生的好意。

1998年，我与几位写诗的朋友成立一个小小的民间诗歌组织，不定期编印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夹缝》。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在杨四平老师的建议之下，时为中心主任的余先生同意将《夹缝》收为诗学中心的内部刊物，由我编辑，印刷费由诗学中心出。我大喜过望，经费有了保障啊。此后与人谈起这件事，我得意地说我接受“招安”了。余先生觉得“夹缝”不大气，建议我改一个名称，后来我就接受一位诗友的意见，更名“诗窗”，就这样编了几年，出了七、八期。有一期，我登了自己较多的诗词作品，封三还配了我的照片，余先生对我说“有人觉得《诗窗》的个人色彩太浓了”，语气委婉，但我自觉赧然，此后尽量不登本人的作品。余先生太忙了，一般顾及不上《诗窗》。又因为我一个人组稿、编辑、校对，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刊物”，没有太多的时间，心思散漫，更没有考虑怎么增加编辑人员，提高质量，渐渐地刊物也就停止编辑了。这是我觉得对不住余先生的地方。

余先生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近年尤其衰弱，走路一贯是缓步而行，有时在去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路上遇到余先生，我招呼一声，余先生微笑着，轻轻点头，没有多话，也就走过去了。8月23日，叶邦义老师短信告诉我余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不敢发布消息，心想万一是假的，怎么对得起余先生？又想，叶老师是余门弟子，不会搞错的吧？后来得到院里的消息，学校大门口的讣告也贴出来了，心中黯然。我将余先生逝世的消息告诉暂居合肥的孙文光先生（孙先生善诗，现为芜湖诗词学会会长，这几年我一直追陪左右），孙先生叹惋良久，说余先生太累了。我想也是。余先生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身体怎么这么差呢？只能是太累了，他忙于教学，科研，培育人才，无暇他顾，办事严谨，常常事必躬亲，不愿麻烦任何人。太认真，人必累。余先生师德风范，可敬可佩。8月26日，文学院很多老师迎接余先生的骨灰归来，在余先生家与先生诀别。9月2日，学校召开“余恕诚先生追思会”，陈文忠先生发言时，几次哽咽不能语，他说余先生平常走路总是很慢的，这次却走得太匆忙了。是的，余先生这次走得太匆忙了。

谨为一律，送别余先生：

教坛甘愿作人梯，学术声名泰斗齐。

稳立峰巅高树帜，不言桃李下成蹊。

批评语善春如沐，消息秋来意似迷。

记与先生辞别日，赭山肃穆雨云低。

（载于《芜湖日报》201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