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坐春风里，犹存浩气间

方锡球

二

跟随余恕诚先生读书治学一直是我的人生梦想。大学毕业那年，我就报考过先生硕士，由于母亲年底去世，准备不充分，加上天资迟钝，报考人数多而录取名额又极少，没有考取。后来这一念头从未间断过。大约是1993年，先生来信说，像我这种情况，可以报考单独考试的研究生。我终于有机会跟余老师读书了，立即行动起来，奔到安庆市招生办，填好报名表，立即去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体检，等到准考证发下来，和学生的一样，我打电话问当时在安徽师大科研处工作的马三保先生，他说报错了，指标不一样。我那时离开岗位读书很困难，加上外语较差，考不过年轻人，于是作罢。时间长了，这件事成了心病，一直萦绕脑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世纪之交，硕士博士身份的教师多起来，特别是跟随童庆炳先生访学一年后，觉得人家硕士、博士很不一般，自己底子这么薄，读书的愿望就越来越强烈。到了2004年，余老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当即报考，因外语8分之差未能考取。得到消息，先生十分怅惘。我回安庆后，痛下决心，请来外语系一位副教授单独辅导，一周三次，风雨兼程，外语水平迅速提高。2005年重新报考。这回考取了。梦想成真，当然十分愉悦。不久，省内学术界、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同行大都知道我能够跟着先生读书了，大家也都很高兴。这么多人为我的梦想实现而高兴时，我已经整整43岁，离开母校也已经20年出头。

我一堂不落地上课，认真地做个好学生。先生就在别人跟前委婉而十分低调的赞赏并感慨：想不到锡球还真的去听课，我当初怀疑他做不到，现在居然做到了。原来先生是希望我做个好学生的，开学第一天，他就到学生宿舍，告诫我：回到母校，做个学生。这话的本意当另有所指，不仅指学业方面。我尊重他的意见，所以文学院谢昭新院长和李守鹏书记请吃饭，我都谢绝。有一次李书记在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楼前带着请示的口气问先生：余老师，我们和锡球一起聚一下不行吗？先生答曰：他是学生，算了吧。

博士论文开题前，他请来国内最有成就的权威学者指导，大约由于我不肯去请教专家，他一再电话催促。并在一次学术报告会前，花了半个小时叙述新时期的学术史，委婉而坚持原则的启发我重建谦虚精神。而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因我的论文长，有些拉杂，他担心专家按照惯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怕我不好意思，就在我答辩前，自己先给答辩委员会的学者道歉，弄得专家们感动，我也情不自禁了好几天，而此一件事，现在已成为我内心的永恒忆念。

三

先生最令人感动和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对学校和教育事业发展倾注着无限深情。

1999年秋天，我意外地与先生在北京相逢。那时，他已经60周岁。一见面，他就问我在北师大访学的收获，虽然不在一座城市工作和生活，却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接着，拿出安徽师大申报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基地的材料，要我看看可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当时在座的有马三保、胡传志、张智华、徐尚定、孔佑杰。我们都觉得先生责任感太强，心理负担太重，一致要求他休息保重。我们那时根本还没有研究基地的概念，对基地的重要性更是毫无认识。60周岁的他，给人的深刻印象是谦和低调，是温厚的长者，居然前瞻性极好，料事如神——直到差不多七八年之后，我们才感觉到一个国家基地对安徽的意义，也才理解了当时他为什么寝食不安。我们为什么当时乃至今天就不能够寝食不安呢？交了材料，做了该做的事情，次日就打算返芜。我和孔佑杰等人对他说，休息一天再走吧！他坚持要走，说回去准备专家进校评估。火车票买不到，他要求三保想办法。他走后我们议论，以先生的学术成就、高风亮节、拼搏精神和大公无私，这基地要是不批，中国就有问题了。后来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获得批准了，我们又开玩笑说：中国还是大有希望的！其实，批了这个基地，又何尝不证明安徽师大和我们安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大有希望的呢！它终究证明的是一个东西，这就是我们安徽在某个领域还处在国内领先水平。

跟随先生读博士以后，遇到他大公无私的事情就更多些。

2006年，江南江北的山花还未全部绽放的季节，先生年届67岁。一天中午，接到丁放老师从芜湖打来的电话，说余老师晚上从合肥出发，要去北京咨询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情况。我就和丁老师说，文件规定的底线是需要至少一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师大文学院真的只有一个博士点怎么建站？丁老师避而不答，问：“你去不去？若去的话，买些安庆茶叶带着。”我说我去。就匆匆一边派人到岳西买茶叶送往合肥，一边托人在合肥买车票，自己则立即从三十里之外的新校区回到市里，收拾行装，赶往合肥，陪同先生进京。在火车上，我就想，我算是比较敢想敢干的了，可能思想还不及老先生解放呢！联系到他学术上常常出现的新鲜见解和扎实的论证所建构的令人深信不疑的结论，我想先生在学科建设方面肯定也和做学问一样，有自己的把握。我居然第一次在火车上睡着了，丁老师大约也睡着了，不知道先生睡了没有？

到北京后，先生和丁老师马不停蹄地带着我去咨询建站事宜，夙兴夜寐，殚精竭虑。我记得在北京办完事以后，先生和我去中央教科所，拜访朱小曼女士。其时听说她正要主持召开党委会。先生见状要走，这时朱女士已经看到余老师，立即就推迟开会，回到办公室接待先生，畅叙师友情谊和对生命的看法，讨论安徽师大及其文学院的发展。一晃过了半个多小时，其间我们几次要走，怕影响她讨论国家的事情，但都被她留住。走时，朱女士坚决要下楼送到大门口，临别时还给余老师鞠躬。事后我觉得，作为教育家的朱小曼真是不同凡响，自己是名流权威了，又肩负重任，如此繁忙，做人还这般到位，真真不容易。要是传扬开去，该感染多少人啊！从此以后，本来做教师的我，觉得尊敬自己的老师是那么富有诗意的境界和人生的高度！

这些都大大的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终身难忘。这些年在安徽师大读书，有许多意外收获，其中突出的两点，一是从余老师那里学会了做人；二是学到了师大发展的经验。这不仅对任职单位的进步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感到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先前比，也有很大的提升。

过了不久，再次陪同先生到上海咨询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方式和途径。这次先生感到很疲劳。我十分着急，但却无法阻止他的工作节奏。先生工作高调而做人低调，在这回的沪上之行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我们乘公交车到南京，然后坐火车到上海，到了上海，才坐出租车。我都感到生活质量下降了。后来逐渐了解到，先生出差，或作为省政府参事去开会，都坐的公交车，几经辗转，才能到达目的地。而且为了节约学科经费，不论是去较近的合肥、南京，还是较远的东北，他的行囊里总带方便面和干粮。我一次和他出差，在车上饿了，下得车来，吃了四碗米饭。先生误以为我的饭量大，以后一起吃饭，总让我多吃，我那里吃得下呢！

我难以忘怀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先生在市场经济时代能够做到无私。他做公事常常不花学校的钱，招待客人、差旅费也很少公费报销，而且还都不是小数目。我就想，诗学中心和重点学科以及学位点有那么多经费，怎么不花一点呢？一次我和安庆地方上的一位领导聊起此事，他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说出的一句话是：现在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先生的无私还体现在，他一直希望安徽师大能够保持和谐而具有生机的发展传统。在我们看来，是他的政治意识很强，在他自己，却不一定认同我们的意见。但他的为人处事却与今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师大党委、行政班子的要求那样的一致。他非常讲大局，识大体。作为国家教学名师和我国重要学者，他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他的收入早已不如自己的学生辈多了。对评奖、评项目及其它名利之类也是出于公心，以学校发展大局为重。在他看来，只要师大需要，牺牲自己的一点利益是有价值的。有一段时间，师大校内有些杂音，不和谐。他忧心忡忡，几次和我说，现在高等教育发展这么快，师大不能自己折腾自己了！并尽可能的以自己的言行去影响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上，把思考定位在谋划未来的发展上，把时间用在学生身上。

良仁书记出任安徽师大党委主要负责人不久，我去他办公室拜访。自然就谈到余老师，他充满着敬意。大意说了以下的话：真是令人尊敬！对他，全校有共识，这就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他是师大教师的杰出代表。我来师大不久，就知道有这么一位令人可敬的老师，以后一定要经常去看看他，问计于他。吴书记虽然很忙，但后来果然做到了，这对师大教师和全省高等教育界，都是一个鼓舞。

面对先生，我只有感动；跟随这样的老师学习道德文章，是我三生有幸；得到这样的老师关爱，唯有与他一样，好好做人、做事、做学问！我坚定了信心，从今后，做好人、做好事、做出真学问。

 2008年10月11日，安庆菱湖。   

(原刊《安庆日报》2014年9月16日)

（编者注：方锡球，安徽枞阳人。二级教授。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安徽省教学名师。安徽省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