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坐春风里,犹存浩气间
方锡球
大学毕业后的二十多年里,安徽师大读书时的往事我一件也没有忘记。有关余恕诚先生的,更是历久弥新。对学生来说,师恩深似海,永远难忘。
一
1981年9月,我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不久,老生就主动介绍系里师资的情况。重点谈到余老师的为人、教学艺术和科研水平。倾慕之情,洋溢在学生宿舍、校园的各个绿茵场地和一片片小树林。
我们那一届六个班。大家都想早点见到余老师,见到的就自豪,尚未见着的就感到遗憾,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愿,希望三年级的古代文学由余先生来上。好不容易等到大学三年级下学期,中文系才安排余老师给我们上《唐诗研究》选修课。不约而同,全年级261人都选了这门课,只好分两个大班上。先生那时年富力强,但几节课上下来,却全身湿透。二百多位弟子沉浸唐诗境界、享受审美快感的同时,都感叹先生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和全副精神阐释唐诗。今天回味起来,正是当时老师们的敬业和一丝不苟,安徽师大校园一直生机弥漫,充盈着一种自信的状态。这种状态所造就的信心,影响着一代代学子怀着人生自豪、英雄情结和理想情怀,走向社会,为国家认真地做好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和先生交往比同年级的同学稍早些。当时乡前辈张海鹏先生在安徽师大做副校长,一次与他谈及余老师,说到想请教余老师又不敢的心情。张先生似乎要拿便笺写信了,但不知什么考虑,又放下信纸,认真鼓励我直接去请教余老师。由于出身农村,胆子很小,找到班长赵明,由他陪同去凤凰山余老师的家。一室一厅,十分狭窄,卫生间和小厨房都在室外。那时刚刚进入二年级,对唐诗的理解不甚了了,紧张得无地自容。当时先生正吃晚餐———青菜泡饭,就一边吃饭一边给我们说古代文学的学习方法,耐心地回答我们来前准备好的几个拙劣问题。对那几个十分幼稚的提问,先生居然认真和我们探讨,这种对学生的严谨、鼓励和宽容,在以后的二十余年里,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出了先生家门,我们既紧张兴奋,又愉快自豪。回到宿舍,一个班级的同学都羡慕我和班长。
自此以后,我和余老师交往就渐渐多起来。
先生十分关心爱护学生。198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气很冷。在校园西大门附近碰到先生,他问我《唐诗选》看多少了,我当时觉得真是感动!全系一千多学生,居然还记着我阅读唐诗的事情,并一再强调读大家的经典文本。临别时,看我穿着单薄,说要是不讲究好看,他还有棉裤、棉鞋,可以拿来穿。先生讲得自然,我却十分不自然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精神有所皈依的感受。数年后,我的小妹妹上安师大读书,囿于当时的生活境况,我既未在开学报到时送她上学,也没有在妹妹上学期间回母校看看她。由于母亲在我大学四年级时已经离世,妹妹上学期间,余老师不仅自己关心她,甚至动员师母也加入到教育我妹妹的行列中来。这使我小妹有了一个全面的素质,后来走上社会,果然能够经风雨,见世面,能够在社会上立住脚跟而衣食无忧。
大学毕业以后,我大约有十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回过母校,但一直没有间断对母校的思念。常常和同事谈安徽师大,谈余老师。在外地,若同学聚会更是谈论他———回忆余老师课堂上充满快乐和智慧的话语是令人幸福的。也许是师生心相通,情相连,他一直牵挂着我们那一届同学。毕业后大约过了五六年,黄南松自京华回里,过安庆,第二天欲往芜湖,说要拜见余先生,我让他带了两瓶安庆胡玉美的蚕豆酱去,不想几天就收到先生来信,说托南松带去的蚕豆酱收到,已吃,味道很好。那时他已经很忙,在我们看来,为着蚕豆酱写信已经没有必要,何况是同学带去,不会弄丢。1987年,张宝明来安庆查陈独秀资料,提起余老师,他就兴奋起来。学习中国现代文学的他,突然与我回忆余老师讲初唐诗歌与盛唐诗歌风貌的区别,一边背着唐诗,一边就回味起来,他居然全部记得《唐诗研究》课程的内容。直到二十年后,当我们在母校重逢,得知我跟着余老师读博士时,他真诚地说:“真厉害!”并送两条河南香烟到我宿舍,以示我跟着余老师读书,他的钦佩和向往之意。
毕业后,我虽然分配在偏远的安庆教书,但先生没有放弃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先生就将他和刘学锴先生的扛鼎之作《李商隐诗选》和《李商隐诗歌集解》寄赠,我知道是鼓励我不断学习提高的意思。书中有问候的信,重点询问我的学业、家庭和生活情况。后来,又托周建国教授将他的专著《唐诗风貌》带给我学习。《唐诗风貌》成为对我影响最大的较少几部著作之一。这使我想到,先生的学术贡献有口皆碑,但至今为什么少有文字评述呢?也许是先生低调不愿张扬,也许是余门弟子口讷,或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时间回味总结老师的成就。以我的阅读范围,恰恰是先生的同行有些评价。诸如董乃斌先生、尚永亮先生和胡可先先生的文字,再有就是刘学锴]先生《唐诗风貌》的序言、袁栀子在《社会科学战线》和曲冠杰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了。有诸大家的赞慕,加上先生的学说都是藏之名山的“扛鼎之作”,也就早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了。
1998年秋,我毕业已整整13年。因安徽省大规模自学考试的需要,省教委组织全省高校教师集体备课,虽然我的专业是文艺学,备的却是《唐诗风貌》——是我自己争取的。在这之前,《唐诗风貌》已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自学考试教材已经使用好多年。备课地点是安徽师大文学院,就终于又见到了余老师,十分亲切。当时丁放老师还在省教育学院,所以也在备课现场。中午吃饭前,余老师征求我的意见,问要不要陪我吃饭?若不需要他就回家吃饭。我满心欢喜地大声说要,一起走到专家楼餐厅,文学院安排余老师在包间,我们在大厅。余老师说我们没有安排在一起,我还是回家吃饭吧,以后有难处就联系。当时还是普通老师的胡传志教授解释:其实余老师不喜欢在饭店吃饭,你来了他才愿意来,如果你们不在一起,他在这里吃饭就没什么意思,让他回去吧。吃饭时又听说《唐诗风貌》已印刷好几次,发行量之大,使安徽大学出版社海赚了一大笔,而余老师居然从未要过稿费,每次仅得赠书2本。备课前后不到两天,余老师给全省高校中文系的教师树立了严谨治学和仁爱做人的风范。(待续)
(原载《安庆日报》2014年9月11日)